2021年7月21日，中央網信辦啟動“清朗·暑期未成年人網絡環境整治”專項行動，嚴禁16歲以下未成年人出鏡直播，嚴肅查處炒作“網紅兒童”行為。此前相關部門曾多次出臺措施規范網絡直播，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但風頭過后，不少父母和商業機構仍打著擦邊球，繼續我行我素。

　　同一天下午，擁有770萬粉絲的抖音賬號“SASA的丸子妹”在微博上通知粉絲：“以后丸丸不會再直播出鏡啦。”丸子妹是一名兩歲半的小女孩，圓嘟嘟的可愛形象廣受喜愛，俘獲了大批“云養娃”的叔叔阿姨級鐵粉。

　　近年來，隨著短視頻、直播平臺的快速發展，一些未成年人成為“UP主”。他們中有的表演才藝、有的演段子、有的“賣萌”，其中不乏像丸子妹一樣粉絲在百萬級以上的“網紅兒童”。套上了流量枷鎖的他們，長期浸染在這樣的環境中，被推上了成長的“催熟路”。

　　4月23日，丸子妹在長沙舉行粉絲見面會，熱情的粉絲舉著手機，將她和父母圍得水泄不通。為了滿足粉絲，母親抱著丸子妹勸說她給大家唱一首《小兔子乖乖》，丸子妹顯得局促不安，表情嚴肅緊繃。現場粉絲不停地喊叫，有人甚至直接對其捏臉摸手，這些舉動嚇到了丸子妹，主辦方不得不提前結束活動。事實上，這僅是丸子妹“被迫營業”的一部分。走紅之后，她的行程緊鑼密鼓——父母帶著一起出鏡直播、為自己的童裝店做模特、去上海時裝周走秀、到湖南衛視上綜藝、接廣告宣傳……

　　父母的一系列操作，讓一部分粉絲開始質疑甚至憤怒。網友評論道：“她好可愛，也好可憐，被爸媽當賺錢工具。”“拿孩子當工具，沒完沒了地消費孩子。”“她就是另一個阿拉蕾。”……

　　網友所說的“阿拉蕾”，是曾在《爸爸去哪兒》節目中走紅的素人萌娃崔雅涵。當時4歲的她善良懂事，深受觀眾喜愛。節目中，被問及“到這里來是為了什么”時，阿拉蕾哭著說“為了給我弟弟賺錢”，令不少觀眾唏噓。之后阿拉蕾接連活躍在各類綜藝節目、商演活動、

　　影視演出中，在節目里吐槽自己“從來都沒有度過假”。當童年被大人們的欲望所裹挾時，兒童連選擇的機會都沒有。

　　互聯網時代，有流量就意味著有變現能力。這些萌娃為其家人們提供了一條“創業途徑”——通過出鏡積攢人氣和粉絲，成為“網紅兒童”后再帶貨或接廣告進行商業變現。在家長的操縱下，兒童淪為“工具人”，父母漸成“啃小族”。市場需求和利益刺激，讓部分家長挖空心思迎合網民，甚至置孩子身心健康于不顧。

　　2018年，一個網名叫佩琪的女孩因一段跳舞視頻“火了”，隨后父母為了維持熱度，給孩子開起了“吃播”。3歲的佩琪在視頻里不斷進食漢堡、炸雞、烤串等高熱量食物，體重飆升至70斤，父母還在強調“馬上突破100斤”。最后在網友的舉報之下，才得以封停。

　　這種“舍不得孩子套不著狼”式的家長，在生活里并不罕見。據了解，在童裝之都浙江湖州織里，童模是炙手可熱的行業。每年數以千計的父母帶著孩子到織里“童漂”，追逐童星夢。有的孩子僅有1歲多，有的孩子告別幼兒園，專注于拍攝，收入高者可日入過萬。

　　造成“網紅兒童”的泛濫，除了商業利益的驅使，還有觀眾的推波助瀾。首都師范大學學前教育學院副教授劉肖岑分析道：“我們有一種心理叫娃娃臉效應，一張孩子臉會天然地引起我們的興趣，讓我們接納他、喜歡他，所以在網上很多兒童的視頻會傳播得很快。”

　　每一位“網紅兒童”的背后，都有作為“推手”的家長，甚至有專門的商業機構對他們進行培訓和包裝。

　　權律二是一名2013年出生的韓國小網紅，因媽媽經常在社交平臺發布她豐富夸張的面部表情和動作而走紅，被冠以“表情包女王”的稱號。6歲時，權律二開始做“吃播”，面對鏡頭，一舉一動宛如大人，擁有了不該屬于她這個年齡的成熟。網友直呼“油膩”，“一點都看不出是6歲小女孩”。

　　“變油膩”的不止她一個。去年，山東濟南一檔歌唱比賽請來一名8歲童星做評委態度童裝品牌，童星以“老資格”的口吻，指點著叔叔阿姨甚至爺爺奶奶輩的參賽選手，引來一片質疑聲。而童星的經紀人卻反懟：“你有她火嗎？你們有她出名嗎？”

　　本應是無憂無慮成長的年齡，“網紅兒童”卻被流量、廣告、合同、走穴催熟成為“小大人”，揠苗助長。過早地遵循成人世界的名利場邏輯，兒童的穿戴、言語、舉止變得成人化，帶著濃厚的包裝痕跡。劉肖岑認為，“這會對孩子身體和心智發育造成較大影響”。

　　一般而言，網絡紅人在有一定知名度后，為了保持較高熱度和流量，需持續輸出內容，其關鍵點在于“賣人設”，本質上是在虛擬情景中展現迎合網友預期、討好大眾審美的自己。為了博眼球，不少賬號設計劇本、挑起話題，有的用力過猛，偏離了主流價值觀，媚俗炒作，類似“全網最小渣男”“全網最小媽媽”等三觀崩壞的內容，令人咋舌。兒童帶著人設表演，也極易迷失在人設之中。

　　出身江西偏僻農村的范小勤，因長相酷似馬云，8歲時在網絡爆紅。之后一家公司將他帶離老家，開始“小馬云”的生活。四年后，范小勤被診斷患有矮小癥，商業價值降低，于是被“退回”了老家。經過幾年的熏染，如今面對絡繹不絕的來訪者，范小勤依然逢人便說“我是小馬總”，經常演唱“阿里，阿里巴巴”，面對鏡頭熟練地做飛吻，拍完之后還不忘向拍攝者索要費用。

　　兒童時期是塑造自我概念的關鍵期，如果活在虛擬的人設中，容易導致自我概念不完整、不穩定。對范小勤來說，被家庭、商業機構和圍觀者消費的他，或許已經分不清“真實”與“人設”。“謊言說多了，就以為是真實。比如我們發自拍照時，都會美顏一下，長此以往，有人會感覺這就是我本來的樣子。其實，孩子也會有這樣的心理。”劉肖岑說道。

　　在商業文化被過度渲染的氛圍下，對網紅的熱捧、對物質的追求、對名利的角逐，很多孩子已不再“天真”，造成了價值觀的錯位。

　　2020年，騰訊育兒聯合企鵝童話發起《網紅經濟對青少年的影響》社會調研，結果顯示，有49.6%的青少年想要成為網紅。在他們眼中，網紅被人關注、收益多、好玩。有超過四成的家長對此表示擔憂，認為網紅會模糊青少年的價值觀標準，使他們過度相信一夜成名，忽略奮斗的意義，甚至會刻意模仿網紅，審美觀被扭曲。

　　憂心局面的形成，與部分平臺監管不力不無關系。平臺本應做到嚴格監管、自律規范，但往往是在輿論發酵、政策發布之后，才發起自查自糾。好在，隨著政策的出臺與落地，針對未成年人的保護也越來越嚴。“孩子不是父母的財產，不能被轉讓、被利用，他們有自己的權利，需要被人們尊重。”在劉肖岑看來，家長首先要考慮的應該是如何讓孩子健康成長，而不是如何利用孩子獲利，“啃小”的結果，無異于“坑小”。

　　高度發達的現代通訊，常讓人驚喜連連。2020年7月，經在京老鄉熱心相助，我和當年高中班主任、語文老師，已81歲高齡的楊克潛老先生取得了聯系。彈指間，48年過去了！激動之情自不待言。

　　凡是跨入廈大教育研究院的師生，都會曉得潘老師作為高等教育學科的“掌門人”，有許多讓人難以忘懷的保留節目。于我而言，或許是因為更早入“潘門”的緣故，發現潘老師的故事實在太多，而我則把這些“故事”稱之為保留節目。

　　不知不覺間，我的導師楊周翰先生已經離開我們30多年了，他是在我完成博士學位論文答辯后不久匆匆離世的。在先生離去的這30多年里，我經歷了許多難忘的事情：先是去國外做了博士后，回國后回到母校北京大學任教，在老校長吳樹青和一些資深教授的關懷和提攜下，我在兩年內完成了從講師到教授職稱的晉升。作為博士生導師，我先后在五所高校指導了80多位博士生，其中60多位已獲得博士學位，不少人已成為國內外高校的教授或院長，還有的入選了教育部長江學者，或成為省部級教學名師。作為他們的老師，我感到由衷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