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租店做生意的一天，通常從天亮前開始。夏季的凌晨5點，深圳龍崗區馬橋市場已有零星鋪位亮起燈光，高文元開著面包車拉著家當和童裝，找到一個不足5平方米、掛著“華興百貨”門頭的空鋪子。這里將是他這一天的店鋪。

　　關掉月租金上萬元的實體店，租100多元一天的日租店做生意，同一個店鋪，今天賣你的童裝，明天可能就賣他的女裝。在深圳，每天換一個店、流動在日租店鋪里的生活，46歲的商戶高文元已經過了5個月，其間他走遍了龍崗、羅湖、龍華、福田、南山等區。

　　8月底的深圳天氣還熱，高文元的面包車里已經備上了秋裝。他盼著氣溫降下來，能搭配著早點清掉冬裝的積壓庫存。深圳的夏天要持續到一個多月后，雖然馬上就是中秋節和國慶節，服裝生意在節日里“一樣的淡”，夏裝已經飽和，秋裝又不到季節，大多是外地人買來帶回老家。平時500元一天的店鋪，現在100多元就能租到。

　　日租店是在“放位群”里找的。房東們在群里出租鋪位，用長長的廣告刷屏，寫明流動攤主最關心的事——位置、面積、人流量、租金……滿眼都是“旺鋪”，聯系電話叫“發財熱線”，但真正生意火爆的位置基本看不到，被老顧客早早預定了。

　　高文元習慣在晚上“撿漏”。如果撐到深夜12點，只要開價，房東虧本也會把第二天的鋪位租出去。這時候原價四五百元的鋪位，“花150元統統拿下”。“放位群”里24小時都有消息，不死心的房東一直發到早上六點，“今天特價”的廣告才會被“明日有位”頂掉。

　　清晨6點是多數人出攤的時間。高文元喜歡早到，擺貨需要一個半小時，擺完還不到7點。他說，早晨忙碌的黃金時段是7-9點，做生意趕早不趕晚，“但比起開實體店，這個算很輕松的。”

　　高文元2008年在深圳擺地攤創業時，身上只有五六千元。擺攤3年后，他在同一個位置開了實體店，有幾年生意不錯，買一兩萬元的東西“想都不想，直接刷卡”。現在他又回到了原點，連買幾塊錢的菜都要掂量。

　　之前他經營10年的實體店主營童裝。2020年趕上新冠疫情和社區拆遷，店鋪關掉了。靠線上自媒體賬號的人氣，他開始做批發，一度日賺幾千元，高文元跟妻子忙到沒時間休息。很快他又開起一家樣板店，另租了500平方米的倉庫，幾十萬元積蓄都投了進去。那時他覺得，“做生意不怕（囤）貨多，始終都要賣完的。”

　　大半年后，生意斷崖式下滑。一個自媒體平臺判定他有營銷行為，封了賬號，合作過的客戶也不再拿貨了。他認為這更多是形勢使然——實體店蕭條了，童裝更加沒有市場。以前在實體店賣，社區里的年輕寶媽，誰住了多少年，誰在自己店里買過衣服，他都知道。現在10個顧客里面只有一個年輕人，還只是進店逛逛，主要在網上消費。

　　新冠疫情后的生意更難做。下雨的日子，沒人上門他也堅持開門營業，每月實實在在的1.6萬多元租金讓他焦慮。他先退了倉庫，今年春天，又把樣板店關了，留下積壓的貨物和幾十萬元外債。到了能賣夏裝的3月，他開始租流動店鋪。沒有了月租壓力，遇上刮風下雨沒有顧客，高文元就休息一天，“賺不賺得到很難講，（但）明天去一個新的位置，也許能賣個1000（元）？”

　　近幾年流動商鋪模式逐漸成型。一位流動多年的店主觀察，深圳的日租店至少有一半是服裝生意。店主們大多從擺地攤起家，現在正規地攤攤位少了，生意做大、貨物多的攤主，開始租臨時店鋪躲避日曬雨淋。

　　房主把鋪子租給長租商戶，經營不善的再租給專門“炒位”日租店的二房東。按照慣例，每次轉讓，新接手的人要付幾萬、十幾萬元的“喝茶費”。在流動攤主租下來前，一個日租店通常已經轉了三四手。但只有盤下好位置的房東，才能在旺季賺到錢。也有房東自己就是流動攤主，淡季出租，旺季自己做生意。

　　8月1日晚上8點，深圳市龍崗區桔子坑市場，來自潮州的百貨攤主張晉在一家日租店鋪內收檔。鍋碗瓢盆、五金件……他的貨品種類繁多，得按特定順序擺放才能塞進面包車。張晉年近40，已經跑了七八年流動鋪位，每天從凌晨4點出門干到晚上9點，回家倒頭就睡，“生活不是干這個就是干那個，能動的時候就要干活。”

　　女裝店主彭明峰做流動攤主十幾年了，跑過五六百家日租店。他說，就算免費送一個固定店鋪給他都不要，沒辦法生存——附近的顧客看膩了店里服裝，就不會再買了。他曾經試過連租一個店鋪兩天，想省去每天擺貨收貨的麻煩，第二天收入直接少了三分之一。

　　彭明峰不喜歡這種生活，“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但他不敢輕易改行。上次換行業，是疫情期間囤了一批錢包在家放了兩年，皮具腐朽掉漆，人們也早已用上了電子錢包。

　　他在湖南農村長大，初中時著迷地圖上的大城市，來到深圳后再也沒離開，直到今年他已37歲。為了兩個孩子上學，他搬去了東莞，平均每天開車往返50公里來深圳擺攤。8月2日這天，在彭明峰擺檔的揚馬市場，有五六家日租店鋪空著。

　　當天與彭明峰的店鋪相隔兩三家的是田虹的日租攤位浙江精品童裝批發在哪里，也賣女裝。田虹說，以前攤主們大多擺夫妻檔，現在至少一半跟她一樣獨自出攤，光靠擺攤無法養家了，“就得有一個去上班。”

　　父母也搬到深圳后，田虹在四川農村老家的房子沒了。除了出攤和陪11歲的女兒看電影，她在深圳很少出門。在她看來，錢要花在值得的地方，比如給女兒報200元一節的數學課。雖然女兒還在上小學，田虹已經在網上查“女孩學什么專科比較好”。她擔心女兒長大了會更辛苦，“我們這一代可以靠力氣吃飯，她們這一代，可能掃地都不如機器人快。”

　　跟許多流動攤主一樣，田虹和高文元都見識過房東的套路。有人租到過假店鋪，錢交了，等發現那家店根本不存在，放位的“房東”早已刪了好友。有一些房東會放出“垃圾位”——位置差，肯定要虧錢的店。“一天騙一個，這么多群幾年都騙不完”，高文元說。流動時間久的攤友互相都認識，店鋪相鄰時一起分享避坑指南和業內傳聞，比如有個鋪位是用雨傘搭起來的，大概3×4米，租金卻要1800元。

　　流動攤主們不怎么囤貨，市場上什么好賣就賣什么。但高文元不行，他還積壓了大量童裝，每件賣十幾二十元。近期是童裝淡季，一天只賣兩三百元是正常事，去掉店租賺不到什么錢。在馬橋市場的一間鋪位，他曾賣出過1600元，是在日租店做生意以來收入最好的一次。有的店是賣套裝的福地，有的可能爆出100多元的大單……每天面對不同的日租店，高文元都有新的期望，“總有得一碰”。